“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本是承载诚意与祝福的载体，但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这份祝福渐渐变了味。从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7次聚焦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也已发布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网络讨论热度不减，那么高额彩礼为何备受关注？又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我们在评价一个婚姻好坏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评价婚姻内部夫妻之间是否和谐，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小家庭维系好。但我们现在评价婚姻，用彩礼的数额作为一个指标，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当我看到别的地方有高额彩礼，我也认为需要高额彩礼来满足攀比的需求。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的出现打破了“彩礼”原有的仪式感属性，演变为一场以金钱为标尺的社会竞赛。“彩礼”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彩礼是男女在结婚之前进行的一个仪式性的契约的确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周朝的时候，就有“纳征”的说法，“纳征”就是男方给女方送一定的聘礼，以此来确定相应的关系。
本应重礼轻财 缘何变为婚姻“竞价”工具
在古时，彩礼重“礼”轻“财”，但如今，高额彩礼的意义已脱离彩礼本身的意义，从“定亲之礼”异化为“婚姻竞价”的工具，从象征性信物膨胀为货币化交易品。婚姻本应是以“爱”作为基础的结合，而“彩礼”只是一种礼节，但高额彩礼的出现，让这份充满祝福的仪式感，变成了一种带有金钱味道的比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其实有些地方要彩礼，是为了获得婚姻的安全感，以及未来小家庭的一个启动资金，高额彩礼的时候，给我们的婚姻就增加了过多的物质要素在里面。但是他如果完全冲击了其中一方家庭所能够承担的能力，那么对整个双方婚姻、双方家庭来讲是一个潜藏的不和谐因素。
收20万彩礼后 仅共同生活10天即分居
在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中，有一件这样的案例，2024年3月1日，男子周某与女子朱某通过相亲相识，三天后，双方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男方向女方支付了20万元彩礼，但双方仅仅共同生活10天后就分居了。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法官 肖维琼：在办理结婚证结束以后，原告周某就取了10万块钱的现金，当时就交付给那个被告朱某，接着下午，向那个被告新开户设立的一张银行卡上又再次打款了10万元。在同一天之内，这个原告共计向这个被告朱某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
办理结婚手续后，双方按习俗在男方老家举办了婚礼，随后于3月12日，一同前往男方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几天后，这段婚姻关系急转直下。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法官 肖维琼：住了两天，朱某就告诉周某说我要出去玩两天，自己独自就离开了周某。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就多次微信和她联系，要求她及时返回上海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但这个朱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
2024年4月15日，女方朱某通过微信向男方周某明确表示不愿继续共同生活。周某要求朱某返还20万元彩礼遭拒，于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返还彩礼。高额的彩礼并没有让这个新婚小家庭更加幸福长久，反而因为彩礼对簿公堂。
从网络搜索结果来看，高额彩礼的出现，催生出很多矛盾，其中因为彩礼要价过高而导致未能成婚的比比皆是。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对于高额彩礼所衍生出的冲突与纠纷也十分关注。
从祝福到骗局 高额彩礼催生婚姻陷阱
高额彩礼的出现，还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婚姻的幌子谋取不义之财。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李某经人介绍，结识廖某，双方很快谈婚论嫁，可交付彩礼后，廖某态度骤变，不仅不答应结婚，还不归还彩礼。李某起诉至法院，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向廖某讨要彩礼的人。
遂宁市大英县人民法院河边法庭庭长 曾素蓉：在收到彩礼后，廖某的态度就非常冷淡，基本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只有在找李某借钱的时候会主动联系。本来定好了结婚的时间，廖某却明确表示这个婚不结了，彩礼也答应退，但就是不退。在2023年的时候，李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廖某一家退还全部彩礼和其他费用。
2023年2月，大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廖某及其母亲邓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先生彩礼7.2万元及借款0.8万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随后的一年里，承办法官发现，“廖某”这个名字竟出现在了另外4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遂宁市大英县人民法院河边法庭庭长 曾素蓉：我们发现，除了李某，还有周某、杨某、梁某等人，都是起诉廖某，要求其退还彩礼和其他借款，而且给彩礼的时间都是在2022年，这个明显不正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警方查明，与廖某存在婚约财产纠纷的远不止这4人。短短两年内，廖某先后与8名男性成婚，以结婚为名索要红包、见面礼，并在订婚时向每人索要8万元左右的彩礼，涉案金额达60余万元。
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浙江衢州的金先生也遭遇了骗婚。2013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两人认识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商议决定，领证后，金先生就给对方5万元作为彩礼。但领证后不久金先生就发现对方有些异常。
当事人 金先生：前几天都蛮正常的，在后面就叫我就买戒指买项链了，这戒指买好了，她就想各种理由要彩礼钱了。
骗婚构成诈骗罪 被判有期徒刑4年
对于这个认识时间并不长的妻子，金先生也留了个心眼，没有把当初约定的5万元彩礼钱给她，想着再相处一段时间增进了解，可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名女子就以回老家迁户口为由离开了，从此彻底消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金先生当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3月，金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和这名女子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许两人离婚。
相关裁判文书显示，王某因犯诈骗罪被河北法院判处刑罚，而在判决书中，也提及了王某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骗婚的事实。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罗秀芬：因为诈骗，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具体的诈骗的事实是她有三起采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和男方进行婚姻登记，然后骗取彩礼的事情，最后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万元。
高额彩礼“绑架”婚姻 变味的婚俗谁来管
高额彩礼背后的纠纷和犯罪，值得每一个人关注，这同样是对全社会的一种警示。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家庭伦理与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现在彩礼动不动就要花几十万元人民币，高额彩礼其实已经打破了彩礼仪式感的属性，它更多像是金钱的交换关系，反而对婚姻有很强的破坏作用。
专家调查发现，高额彩礼的出现，也极有可能导致某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财富，因为一场婚姻就荡然无存。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吕本富：超过家庭支付能力的话，男方家庭是不是要返贫？儿女结婚以后和父母完全分开了，那么男方父母积累一辈子的财富，返贫以后谁来负担。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成岗：彩礼的数额往往会让一人结婚，全家举债甚至父母举债，再往上的长辈也要举债，会严重降低家庭生活质量，另外一个可能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可能人口结构失衡的程度更大。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而是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婚恋观与家庭稳定。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成岗：第一个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看待婚姻，可能就是一个你的婚恋观的问题，现在可能会导致一个婚姻的异化，因为婚姻的基础应该还是情感，如果纯粹地从一个市场化、货币化的角度来看待婚姻，通过高价的彩礼来决定能不能结婚，它一定会导致婚姻异化，我觉得对社会长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依法遏制高额彩礼 让婚姻始于爱
面对高额彩礼带来的问题，司法层面给出了明确指引，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专门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还连续多年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既尊重传统习俗，又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法也作出了统一解释、统一裁判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对于节目开始，周某和朱某“闪婚闪离”后产生的彩礼纠纷，法院又是怎么判的呢？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法官 肖维琼：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也就10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车子，或者是家用电器、家具这些情况。
仅共同生活10天 法院判决返还全部彩礼
法院认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法院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彩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司法解释和这些典型案例，构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则指引体系。那么这时候对当事人就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指引。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在实施这个行为，你就要考虑这个行为是否符合法律。那么第二，如果你准备到法院去诉讼，你就要考虑你的诉讼请求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他人财物 构成诈骗罪
同样，对于以婚姻为名，骗取高额彩礼的廖某，不仅要退还彩礼，还要接受刑事处罚。法院认为，廖某以索要彩礼为名，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6年2月，大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处廖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民法典其中专门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买卖婚姻的规定，借结婚为名，那么实际上是为了索取财物，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责令当事人去退还所收取的财物。另一方面，如果是情节严重，我们讲构成刑法上的骗婚，情节严重构成刑法的骗婚，这个时候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那么这个时候那么要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治理高额彩礼 多地探索树立婚俗新风
司法是最后防线，但高额彩礼的根治远不止于此。从观念到习俗，从乡村到城市，治理需要系统发力。在这方面，各地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积极探索。
2026年4月29日，福州市政府官网发布信息，福州市民政局针对《关于强化政府引导作用 培育新时代婚姻观 破解高额礼金制约问题的建议》进行了答复，聚焦培育文明理性婚姻观、整治高额礼金陈规陋习等内容。其中提到，下一步，福州市民政局将在各婚姻登记机关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其强化婚俗改革宣传引导，倡议将彩礼金额控制在10万元以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所以这个地区差异比较明显，所以很难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具体数额的一刀切规定。这里边就一定要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讲就是说比如说通过村规民约对吧？或者是我们讲不管是村民或者是公民的这样一些自律性的公约，来倡导我们讲的文明婚俗，反对天价彩礼，让婚姻回归本质。
在江苏无锡、山西黎城、江苏徐州等地，民政部门通过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引导婚俗改革，告别了过去铺张浪费、烦琐的仪式，让新人在简约而又不失浪漫的婚礼仪式中感受人生角色的转变，倡导新人树立现代文明婚姻新观念。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己略乡推行新标准，即随礼不超过200元，酒席不超过20桌，彩礼不超过10万元，明确随礼金额、酒席规模、彩礼总额的合理边界。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成岗：实际上彩礼本身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观念与现实激烈碰撞的一个产物，尤其在现在的社会转型期，它更是折射了很多的比如说个体的关系，社会的心理，然后代际的维护，文化的观念，社会的结构它更是承载着很多的多维度的一些丰富的内容，但是最终还是要让彩礼回归到“礼”的本性，就是要祝福新人，而不是让它异化成一个货币，异化成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