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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塔尼亚胡再次要求取消涉贪腐案听证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资料图)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8日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

    该听证会原定于当天上午9时30分开始,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这种情况在此前已多次发生。截至目前,该案法官尚未就是否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总台记者 赵兵 李享)

    新闻链接

    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2024年12月10日,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据了解,如果受贿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的刑罚;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指控对应的最高刑罚为3年监禁。

    自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或推迟作证,并于去年11月正式向总统赫尔佐格提交赦免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呼吁赫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但遭赫尔佐格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是主权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得到充分尊重”。(来源:央视新闻)

  • 洁丽雅申请“毛巾少爷”商标被驳回 已注册多枚“毛巾二叔”商标

    近日,洁丽雅40周年庆典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们扒出股权结构图、家庭成员关系传闻等,让品牌庆典变成全网围观的豪门故事会。5月17日,“毛巾少爷”社交平台更新视频,其与二叔石晶共同出镜,两人对话依旧相爱相杀,未回应近期争议。

    企查查APP显示,洁丽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毛巾二叔”、“毛巾少爷”商标,国际分类涉及布料床单、服装鞋帽、广告销售、教育娱乐等,目前“毛巾二叔”商标均已注册成功,“毛巾少爷”商标均遭驳回,处于无效状态。

  •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天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

    “我们想达成协议,但他们(伊朗方案)尚未达到我方预期。伊朗必须作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而这并非伊朗所愿。”特朗普说,若伊朗拿不出更好方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将远超以往,“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作出类似表态。

    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与会者包括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17日,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

    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

    据伊朗媒体17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来源:新华社)

  • 拍电影画面发社交媒体算“盗摄”吗?卢昱晓向《给阿嬷的情书》道歉

    5月17日,演员卢昱晓在配图中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屏摄LIVE图,引发热议。

    随后,卢昱晓编辑去掉屏摄LIVE图,替换成了剧照。

    随后,卢昱晓发文道歉:

    大家的批评我都看到了。在此,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及所有人郑重道歉。

    我的行为确实伤害了电影创作者的心血,也给喜欢我的朋友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无论初衷如何,我的行为都是不当的。

    我已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指正。由衷希望这部有温度的好电影会被更多人看到。

    记者注意到,虽然法律明确禁止“录音录像”,但对于拍几张照片算不算“盗摄”,各界仍有不同看法。这种模糊,导致影院管理困难,也让公众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研室主任万勇认为,“现如今一些品牌的手机具有拍摄live照片的功能,即拍摄两三秒的短暂录像,同样可能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属于违法行为。即便是拍摄静态照片,如果构成了对电影内容的实质性替代(照片包含电影的核心画面、独创性美术设计、关键情节),一旦公开传播,也可能被认定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卢昱晓编辑去掉屏摄LIVE图,替换成了剧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黄楚新表示,化解之道不是彻底扼杀观众的分享欲,而在于“通过明确法律边界和给予宣传引导等方式重塑观影礼仪,并推动提供替代性分享素材等,在保护产业与尊重体验的前提下,为合理社交需求找到释放出口”。

    来源:中国青年报、潮新闻、检察日报

  • 商家因恶意退货太多“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合理吗?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版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边,商家将区域整体“拉黑”,对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有失公平。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

    部分区域因退货率高

    被商家“拉黑”

    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的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自己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

    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直播电商存在大量商品试穿后退回、扎堆批量退货等情况,直接拉高了区域退货率。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

    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钊表示,限购的确存在。“主要是商家为了规避退货的问题。我们咨询过一些电商平台,对方称我们所在地区的退货率达到70%到80%,就不愿意把货发往这个区域。”

    业内人士王鑫(化名)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版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电商经营中,正常消费行为的退货率通常较为稳定,在不同区域间不会出现太大差异。从商业逻辑上讲,商家一定希望自己的产品能被更多消费者看到和购买。

    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可能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知产侵权等行为。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常消费的订单量。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杨先生称,曾有人盯着直播间买样品回去打版。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

    业内人士指出,该功能是为了满足商家的实际经营需求,如部分地区无仓储备货,部分地区运费价格高、部分地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配送等。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区域,平台不会特别干预。

    专家:商家的“拉黑”行为

    涉嫌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利

    即便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狮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

    5月16日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盈丰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因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范围,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消费者涉嫌消费歧视,另一方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

    陈音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从平台的层面,可以采取信用分级机制等技术手段,将多次恶意退货的消费者采取相应的分层分类。从立法上,未来可以有更加精细化、明确具体的分类标准,引导大家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 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致4人死亡 仍有6人失联

    今天(5月18日)上午12时左右,记者在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看到,救援队伍新搜寻到两名失联人员,三艘救援橡皮艇正在河面穿梭行进。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18日下午2时,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

  • 从“一票难求”到频繁取消,音乐节市场变天了?

    来自北京的晓丽原本计划在五一期间前往武汉,观看一场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出演的音乐节,但4月10日,主办方一则“因不可预计原因”取消的通知,彻底打乱她的行程计划。

    随后的一段时间,除了收到票务平台自动退还的门票钱,她因音乐节行程取消支付的机票退款手续费,始终未能得到补偿。晓丽向《锋面》记者表示,这已经是今年她经历的第三次主办方表述为“不可抗力”原因而取消的音乐节。

    近年来,像晓丽一样“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一度成为众多青年乐迷的消费新趋势,但近期音乐节的取消潮却仍有蔓延之势。

    《锋面》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至五一假期,共有包括佛山草莓音乐节、长沙马栏山音乐节、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等近10场音乐节公开宣布延期或取消。一些以音乐嘉年华命名的音乐演出活动也不例外。至记者截稿前,原计划5月23日于镇江举办的蒲公英生活音乐嘉年华也宣布取消。

    曾经“一票难求”的音乐节,为何“遇冷”?行业背后又有哪些隐情?

    票房

    在今年已经取消的近10场音乐节中,仅有桂林奇幻乐园音乐节等少数的音乐节主办方明确提出因持续降雨等天气原因选择取消。多数则在声明中表示为“不可抗力因素”“不可预见因素”“经多方审慎评估后因故取消”等模糊说法。

    (图:2026年部分音乐节取消、延期公告说明)

    娱乐文化投资公司彤扬文化总裁黄敏华告诉《锋面》记者,音乐节频繁取消的背后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是天气等自然原因。由于音乐节场地大多在室外,现场人群密集,相比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对活动安全的考量会明显增多,影响音乐节能否成功举办的条件也更为复杂。但也不排除票房等因素导致取消的可能。

    黄敏华认为,音乐节的投入很大,票房如果不及预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举办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可以分为艺人的演出费、场地费用以及活动落地执行的费用,艺人的演出费是整个成本中占比较大的。”头部艺人知名度越大,出场费越高,想要实现活动预期的收支平衡,就更加考验音乐节主办方及操盘手的能力。

    “一般而言,一场演出的阵容排布对于艺人的演出等级会进行划分,S级为最高,A级B级依次往下,每个级别能请到几位艺人,票价定位在多少,在什么城市举办,结合多方综合考量,投资者或操盘者都有自己一套计算的方法。”黄敏华表示。

    黄敏华透露,一些音乐公司主办的品牌音乐节,调动艺人嘉宾资源的能力较强,且控盘能力强,票房风险较低。但对于一些没有演出市场经验的音乐节主办方,票房收入的预期、嘉宾阵容的操盘、以及执行时间的把控,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音乐节的“崩盘”。

    主办方的另一重困境是,头部艺人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有限。音乐制作人阿庆告诉《锋面》记者:“一般而言,为期一天的5000人左右的中等规模音乐节,能卖出3000张票,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大型音乐节(5000人以上)的票房近32亿,总演出场次超700场,观演人次近790万。今年4月,协会发布的《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报告》显示,2025年大型音乐节票房为28.9亿元,而观演人次为545.6万人,同比下降了6.1%。与之相比,2025年大型演唱会的观演人次为近3800万,同比增长30.8%。

    黄敏华坦言,由于近年不同类型演唱会的数量增长,音乐节的受众也有了更多选择,一部分受众正逐渐转向大型演唱会或自己喜欢的歌手巡回演唱会。她的公司投资个人演唱会的占比达到了90%,“个人演唱会的投资在演出行业中门槛相对较高,并非有资金就能参与。在歌手的巡回演出项目中,经纪公司选择与哪一家公司合作,会综合评估合作公司的知名度、过往落地过的项目经验以及团队的专业性等,最终选择有能力且专业的演出投资公司进行合作。”

    来自广东的梁馨每年会在自己所处的城市附近看4至5场音乐节,根据她的经验,每年开演前会有部分音乐节降低票价。而今年上半年,她没等来低价票,却等来了两场音乐节的取消。

    这也导致一些乐迷与部分主办方陷入“双向对赌”的僵局。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音乐节的接连取消使一些乐迷选择在开演前才购票,部分主办方在开演前达不到预期的票房收入,会选择降低票价出售或直接取消止损。”

    同质化

    梁馨在今年全国五一档期的音乐节中发现,两场分散在不同城市的音乐节,单场的艺人嘉宾阵容仅有2至3位存在差异,其余的出演嘉宾完全相同。“看得多了,我都能自己组一场音乐节。”她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邓智团曾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一些地区扎堆办多场音乐节,同质化导致客源分散;资本追求快回报催生“流量拼盘”,观众复购率严重不足。这些现状都亟待音乐节产业的发展尽快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精准匹配”。

    邓智团在接受《锋面》记者采访时表示:“乐迷需要的是垂直细分、文化深度,但市场大量供给的是‘谁火请谁’的流量拼盘,导致审美疲劳。”

    黄敏华也认为,主办方对流量拼盘阵容的一味“复刻”,最终将会得到票房惨淡的教训。“一些品牌音乐节的阵容和规格,是依托其长期举办延续下来的IP价值与行业口碑,受众也相对垂直化,因此能够经久不衰。但一些主办方想通过模仿品牌音乐节的阵容扩大影响力,付出的成本就会高很多,演出的阵容没有稀缺性,观众就会流失,最终的结果就是票房不佳。”

    来自北京的殷加倩是深度的音乐爱好者,今年五一期间,她和妈妈一起去看了某头部品牌音乐节,“我选择这场音乐节是因为它的嘉宾阵容中有我喜欢的两个国外音乐人,我很少在北京举办的音乐节上能够见到他们,并且这场音乐节还有妈妈喜欢的乐队。”

    阿庆欣慰地看到,一些“小而美”的音乐节在坚持多年后开始逐步走向盈利。“我认为音乐节市场应当百花齐放,多举办一些多样化类型的音乐节,减少对明星的盲从。希望音乐节多多挖掘一些新的、有品质的音乐人,音乐节的特点也应当从盲目追星回归到生活方式的体验。”

    谁来买单?

    音乐节的频繁取消,造成的是乐迷、主办方与艺人的三输局面。

    《锋面》记者梳理2026年至今取消的近10场音乐节的相关声明及消费者赔偿方案后发现,多数音乐节主办方提供了交通、住宿等费用的补偿方案,但仍有部分音乐节,未能给出相应补充赔偿方案。

    (图:部分音乐节延期、取消后提供的住宿交通补偿方案节选)

    乐迷、消费者因音乐节取消的实际损失能否获得相应赔偿?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向《锋面》记者表示,关键在于区分造成演出取消的原因究竟是真实的不可抗力,还是主办方以不可抗力为名的违约行为。

    “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的情形通常包括:极端自然灾害、政府行为以及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等。”常莎进一步指出,在真实不可抗力情形下,主办方不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仍须履行以下义务:一是及时通知消费者,公告演出取消的决定;二是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材料;三是全额退还消费者已支付的票款。如主办方未能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产生差旅费用,主办方须对该部分扩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常莎认为,因票房不佳所致的音乐节取消不可归结于“不可抗力”。“票房收入不及预期、票务销售惨淡、项目亏损等,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对于此类违约行为,主办方除了承担基本的全额退还票款的责任外,还应赔偿消费者为前往观看演出而预订的机票、火车票、酒店住宿费用等间接损失。

    “目前有关部门对虚假不可抗力的认定和处罚机制不够健全,主动执法的案例较少,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这导致‘不可抗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主办方规避违约责任的挡箭牌,消费者对此类公告的信任度将持续下降。”她表示。此外,法律层面缺乏统一的、针对演出取消差旅赔偿的具体标准,致使赔偿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主要由主办方主导,消费者缺乏有效的议价能力。

    她建议,消费者应当养成截图保存购票页面、退票规则、支付凭证等证据的习惯,以便在发生纠纷时能够有效主张权利。演出取消发生后,消费者应当优先通过退票协商、向文旅部门投诉、向消协申请调解等低成本途径维权。

    对出演艺人的相应损失与赔偿,阿庆向《锋面》记者介绍,“艺人受取消音乐节的档期影响产生的机会成本的确存在。主办方的补偿措施一般是和艺人商定下一个举办日期,期限半年到一年不等,但艺人可能会因为档期不合而不能参加,主办方前期支付的定金一般是不退的。相对而言,艺人承受的损失比主办方要小一些。”

    梁馨、殷加倩均表示,作为乐迷,频繁取消的音乐节会影响他们对音乐节品牌和主办方的信任与期待。邓智团认为,音乐节市场的供需错位若不及时予以纠正,风险会转嫁给消费者和政府,最终伤害城市文旅口碑和消费者信任。

    阿庆倡议:“希望有责任的主办方、承办方少一些以挣大钱去办音乐节的想法,脚踏实地把服务做好,稳步地、有情怀地、有追求地去做长期主义的事。”

    (应受访者要求晓丽、梁馨、殷加倩为化名)

  •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于今天(18日)下午在上海举行。会期将从18日持续至19日。本次会议将对今年APEC合作进行年中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APEC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

  • 清华大学对葛同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发布公告,对葛**同学作出予以退学处理的决定。公告内容如下:

    葛**,男,人文学院2019级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号2019312325。

    葛**于2024至2025学年春季学期末达最长修业年限,未毕业且未结业。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清校发【2019】49号)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经2026年4月13日教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决定予以葛**退学处理。

    葛**如对以上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在本处理决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清华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来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 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死刑法”生效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日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以色列议会3月30日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卢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该军令要求审理“恐怖分子”实施致命袭击案件的军事法庭只能做出死刑判决,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

    2025年5月20日,以色列警察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郊区的阿斯卡尔难民营附近开展行动。新华社发(尼达尔·艾仕塔耶摄)

    据以色列国防军官网,中央司令部是以军四大司令部之一,总部设在耶路撒冷,责任范围包括反恐等。布卢特17日签署了军令。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本-格维尔和卡茨均对“巴勒斯坦人死刑法”生效表示欢迎。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将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以色列公民和定居者适用民事司法体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3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引发对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严重关切,且具有明显歧视性,须立即废除”。

    2025年12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以色列挖掘机拆除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新华社发(尼达尔·艾仕塔耶摄)

    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日作出回应。

    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以军一面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推进军事行动,一面在约旦河西岸多次突袭抓捕巴勒斯坦人,轰炸所谓巴方武装人员藏身处;一些犹太定居者则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数据,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至少1073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或犹太定居者之手。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联合国国际法院2024年7月发布咨询意见,明确认定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有义务立即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